罗隆基，安福县枫田镇人，祖父经商，父亲以教私塾为业。罗隆基天资聪慧，又受家教熏陶，1913年夏，北平的清华学校（即清华大学前身），在江西直接从小学毕业生中招考，他以全省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入选。进校后担任过校学生会主席和《清华周刊》主编，并饱蘸青春的热血，第一个在清华大学校史上，写上了“五四运动”的光辉……梁实秋在他的回忆录《清华八年》中曾说：“这一段时期学生领导人之最杰出者为罗隆基，他私下里常说‘九年清华，三赶校长’，是实有其事。” 1921年夏，罗隆基从清华毕业，同年秋前往美国，入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政治学。获硕士学位后，去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导师是英国著名政治家、费边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拉斯基教授。此后又回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留美期间，曾一度担任中国留美学生会主席及季刊《中国学生》的编辑。在外国留学，他也一向同情革命运动，对于孙中山先生深为向往。1925年，孙中山逝世，纽约的华侨举行了大规模的追悼会，华侨方面虽有不少国民党员，主其事者当中却有罗隆基、闻一多和潘光旦等人，主席就是罗隆基。1928年罗隆基学成回国以后，到上海教书。先后在上海中国公学和光华大学担任政治学系主任兼教授，主讲政治学和近代史。出于与胡适、梁实秋的友谊，还担任了《新月》杂志的主编，他对文学性质的该刊进行了改革，倡导发表抨击朝政的时评、政论，自己更是身体力行，长袖善舞。他是给《新月》写稿最多的作者之一，他的文章都曾产生过很大影响。 这一时期罗隆基的言论大体有两种，一是以自己的专业背景，介绍英美的政治学理论；一是以自己对现代政治的理解批评国民党。罗隆基认为中国当时的行政处在两种恶势力的夹攻下，这就是：一、武人政治；二、分赃政治。蒋介石让教育部勒令光华大学解聘了他，又派特务突然闯进中国公学带走他。在遭监禁六小时后，胡适、宋子文闻讯赶来，将其保释。此后他在中国政治的足球场上，踢牢了蒋介石这只“球”，他踢球的风格潇潇洒洒：他来到天津，被聘为南开大学教授和《益世报》主笔，以后还兼了北平《晨报》社社长。 抗战时期，罗隆基参与了民盟的创建，被推定起草政治纲领、成立宣言、组织章程，并在全国第一次盟员大会上，当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和宣传部长。他被派到昆明，一边在西南联大任教授，一边筹建民盟云南省支部。在他介绍下，闻一多、李公朴等一批著名进步人士加入了民盟。1944年春，罗隆基、闻一多等人参加了由中共南方局策划的西南文化研究委员会，出版进步书刊，推动民主运动。 在特务密布的闻一多、李公朴的公祭大会上，他对着话筒吼道：李闻两位先生倒下去，千千万万同胞在他们的血泊中站立起来！ 当“和谈”破裂、国共两党决意兵戎相见之时，蒋介石下令，中共驻京、沪、渝、蓉、昆等城市的办事机构必须在1947年3月5日前撤离。随即，民盟总部迁入南京原中共代表团驻地梅园新村30号和35号办公，罗隆基本人及周新民、李文宜先生还搬进这里居住。在上海，民盟同时进驻马思南路原周公馆，作为民盟总部的上海办事处。 1949年以后，罗隆基的命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40年代他是一个在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然他那时已不如二三十年代纯粹，但基本还是一个书生论政的样子。进入50年代后，他成了一个政府官员，还有许多社会性的兼职，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全国抗美援朝总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森林工业部部长，并担任全国政协第一届至第三届常务委员兼政协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1953年后，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与章伯钧一起实际上成为民盟中央的最高领导人。 50年代初期，罗隆基可能已经感到了一点不适应，1950年民盟中央召开第四次委员会，内部争论很激烈，主要是章伯钧和罗隆基有矛盾，据千家驹回忆：“会开了一个多月，开不下去，后经周恩来出面调解，仍未解决。最后竟劳毛泽东亲自出面，找我们大家商谈，双方才算勉强妥协。1957年里，民盟是所有民主党派中打右派比例最高的，“民盟中央委员会中被划右派的占了29％，候补中央委员中占了43％，在中央常委中则占了36％以上。” 罗隆基鸣放期间的主要言论，发表在1957年5月22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 为了鼓励大家鸣放，并保证鸣放得好，我觉得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可以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其他方面的人士参加的委员会，以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示过，由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成立一个机构来检查肃反偏差。成立这么一个委员会有三大好处：一、可以鼓励有意见的人向委员会申诉。二、可以更好地做平反工作。三、在鸣放中，就没有有顾虑的人？谁也不敢保证，对“鸣”与“放”绝对不会有人打击报复。这样的委员会，中央有，地方也应该有，而且中央可以领导地方的这样的委员会。全国有了这么样的有系统的机构，一定能够保证鸣放得好。我这仅是个建议，很不成熟，不知道是否妥当……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社论是毛泽东写的，他说：“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随着“章罗同盟”的被钦定，“反右”斗争首当其冲地指向了罗隆基。这些批判中最厉害的来自于他的那些民主党派朋友，还有他的秘书，这使罗隆基的处境更为艰难。成为“右派”之后，罗隆基并没有服气，他曾找过黄炎培，《黄炎培年谱》中说：“1959年6月2日。罗隆基约谈，在文化俱乐部谈一小时，意在说明自己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乃劝其认识资产阶级的本质和知识分子的自高自大症，必须认错忏悔，始有出路。” 在毛泽东亲自钦定“章罗同盟”的两个多月之后，罗隆基仍是少数不肯在官方派给的服罪书上画押的“右派”之一，他秉笔直书，致函给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先生，内称：“在9月11日发表的《中国民主同盟当前的严重的政治任务》一文中，我公以民盟主席身份，正式采用‘章罗联盟’这个名称，并且说章罗联盟事实上成为全国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最高司令部，这对我来说，是十分严重的指控。‘章罗联盟’这个名词的来源和事实根据是什么，我直到今天还不知道。经过三个月的反省后，我的良心告诉我，‘章罗联盟’这个罪案对我来说，绝对没有事实根据，是极大的冤枉。这个冤案的真相，今天不能明白，将来总会明白；我生前不能明白，死后总会明白……” 据罗隆基的朋友吕孝信回忆，他成为“右派”后，香港曾有人请他去办报，周恩来也答应他香港和美国都可以去，并说罗隆基是不会去台湾的。罗隆基说，我死也要死在这里。显然因为态度不好，罗隆基工资由行政四级降为九级，小汽车没有了，但仍住北京灯市口附近的乃兹胡同。 1965年12月7日。头一天晚上，罗隆基去附近住着的同类人物刘王立明家借酒浇愁，据说是吃了一点涮羊肉，回家后又染风寒，于次日心脏病发作遽然去世，终年67岁。 1978年55号文件中体现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这一科学精神，否定了“章罗联盟”的存在，但因“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那时尚未真正渗进这一领域，故不免还有“凡是”的味道，只决定给他们摘帽。 1986年10月24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由民盟中央主办、专为缅怀罗隆基的隆重纪念会。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在会上作了讲话：“今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这里举行座谈会，纪念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缅怀他对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贡献。我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向今天座谈会的主办者———中国民主同盟致意，并向罗隆基先生的亲属表示亲切问候……” 他详略得当、也感情相宜地历数了罗隆基的生平。最后说：“纵观罗隆基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周惠华、钟宝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