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造时是安福县江南乡人，一九○三年九月二日出生在一个小商人之家。小时聪慧好学，过目成诵，被乡人誉为“神童”。不到十四岁便以江西省前五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清华读了八年书，于一九二五年毕业后，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留学，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先后取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一九三○年，二十七岁的王博士回国，被上海光华大学聘任为文学院院长兼政治系主任，同时还在中国公学兼任教授及复旦大学教授。此后，长期从事教学与写作，也办过刊物、当过律师，并积极投身爱国活动。 王造时为人正直，胸怀坦荡，他不畏强权，敢于挺身而出，不怕担风险，留下不少佳话。但一九四九年后，不仅本人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全家遭迫害无一幸免，是昔年“七君子”中结局最悲惨者。 一、反驳梁启超 一九二三年十月，北京清华园举行“双十节”国庆大会，学校特邀在清华担任国学讲座的著名学者梁启超来演讲，梁讲的题目是“我对双十节的感想”。演讲中，梁启超大肆攻击孙中山先和国民党说∶“中华民国之所以闹到这样乱七八糟的地步，国民党是要负重大责任的……”。当时仍是学生的王造时听后心里非常气愤，回到宿舍即挑灯疾书，写了一篇反驳文章，题目是“梁公讲学的态度与我听讲的态度”，发表在“清华周刊”上。文章的开头与结尾都用了下面两句话∶“对于讲学问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钦佩；对于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怀疑。”。王造时文章笔锋犀利，思想深刻。王造时直截了当地揭露梁启超∶一贯反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并拥护袁世凯，出任袁政府的司法总长。袁世凯倒台后，又组织宪法研究会，出任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王造时驳斥说∶“中华民国之所以闹到这样乱七八糟的地步，绝不是孙中山和国民党，而是梁任公先生和那些勾结北洋军阀，以及热中于搞派系的保皇党人物。” 后来，国民党北京党部主办的“时言报”发现了“清华周刊”王造时那篇文章，特地加上“研究系包办华北教育的反响”的按语在头版头条发表，弄得满城风雨。 自此之后，校长曹云祥怕把事情闹大，不敢再找王造时的麻烦了。随之，梁启超也辞去了国学讲座的聘请，离开了清华园。 二、 救国会中一“君子”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王造时加入教育界救国联合会，一九三六年五月加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担任常务理事兼宣传部长。作为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写宣言、作演出、著文章、主持会议，做了大量工作。同年十一月，他与救国会的其他六位领导人先后被国府当局逮捕入狱（注），人称“七君子”。 起初，他们被押在上海租界的巡捕房，不久转送到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的看守所。在狱中，王造时被推举为文书部主任。在“七君子”中他是年纪最小的一位，刚过三十三岁。在狱中，他和其他几位君子无话不谈，有时也谈到如果把他们几个人绑出枪毙，他们应该怎么办？大家回答是应该一致的从容就义，临刑的时候一致大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民族解放万岁！ 王造时等“七君子”不仅能在牢中吟诗、作文、下棋、玩笑，打太极拳，而且在牢外，“君子们”的狱中生活，更是被写成新闻报道和拍成新闻照片，被登载在许多报纸日日都有的“七君子起居注”专栏之中，诚所谓“坐牢也风流”。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经过各界声援、抗议和营救，“七君子”胜利地步出了看守所的铁门。值得一提的是，三十四岁的王造时在狱中八个月，他充分抓住时间，翻译了英国著名政治家、自由主义大师拉斯基的名著“国家的理论与实际”。 三、《前方日报》的成就 王造时获释后，在上海、南昌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并担任了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院教务主任。一九三九年三月南昌被日寇占领，省政府及一些机关学校迁到了泰和县，吉安已成为抗战前方阵地。不久，王造时回到吉安，为了宣传抗日救亡，他在吉安创办了一家《前方日报》。办报伊始，困难重重。除了接收已经停刊的“日新日报”部分设施外，开办经费严重缺乏，流动资金没有分文。为了筹集资金，除了拿出自己的一点积蓄外，还奔波于湖南、袁州等地向亲友、同学以及家乡安福籍商人求资，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因而使《前方日报》得于一九三九年五月九日正式出版发行。王造时任社长和发行人。 《前方日报》是一份民办报纸。为了团结，为了抗日，《前方日报》几乎每天都要发一篇社论或评论，很多重要文章，都是王造时亲自撰写。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六日，连续三天刊载他的长篇专论“泛论爱国心”，以鲜明的立场观点，号召全体人民要热爱自己的祖国，同仇敌忾，团结起来抗日。当年十二月，汪精卫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了“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王造时怒不可遏，立即写了一篇题为“举国同愤”的檄文。无情地揭露汪精卫的卖国罪行，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另一篇“汪精卫怎样把我们卖掉了——请看卖国协定的分析”文章，再一次揭露汪日密约的实质。 王造时聘请的总编辑和主笔，当时都是知名人士。这些人办报，坚持抗战，旗帜鲜明。《前方日报》自创刊日起到一九四九年六月休刊，为宣传进步，宣传抗战，整整持续了十年。 四、“君子成了右派” 一九五七年，在复旦大学任教的王造时“鉴于官僚主义相当普遍，基于爱党爱国之情，感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之召，深受鼓舞之下，遂破除顾虑，放胆为言”。整风运动开始后，他希望党外人士发扬“魏征精神”不计个人安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帮助党整风，克服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因他的发言，被人当作右派进行批斗了。其罪状是惟恐天下不乱，企图在基层点火，挑动群众斗干部。接著而来的是无休止的批判斗争。一开始，他不承认自己是右派，一再表示“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企图，我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这更被人认为是负隅顽抗，死不认罪，还在恬不知耻地给自己脸上涂脂抹粉。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王造时被迫“投降”承认自己是右派，写了许许多多检查，忏悔自己的罪行；一九五七年底他打报告申请下乡劳动改造了。 王造时在被批斗以后不到一个月就“投降”认罪，此后的行为表现与其个性发生了很大变化。几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胆小谨慎，畏缩不前，经常焦虑恐惧，抑郁苦闷，沈默寡言，甚至“日间回想，梦中痛哭”，他自己感到“身体远不如以前，看书、写文、想事、做事都觉得脑筋迟钝，没有以前敏捷”了。总之，在政治运动的挤压下，王造时的性格遭极大扭曲，从一个勇猛的斗士变成了一个怯弱的苟活者，任何一点事都要向领导汇报请示，诚惶诚恐，害怕再出什么岔子。 五、父女屈死共和国 王造时是一位极重感情的人，他爱父母、爱妻子、爱女儿、爱朋友。他的结发妻子朱透芳是他的江西安福老乡，从小由父母给他们订的“摇篮亲”。透芳裹了小脚，又没读过书，但王造时不嫌弃，只要求家长让她上学。后来，王造时到清华上学，就把未婚妻接到北京读书。他去美国留学深造时，又节衣缩食省下一些钱让透芳也赴美求学。等到两人学业有成，一九二八年秋天在美国完婚。不幸的是一九五六年三月，朱透芳因病去世。王造时极度悲伤，久久伫立墓前，泪流不止，几乎昏厥过去。 更不幸的是他的两个儿子长期患病，长子早年就得了精神病住在医院，次子原在北京大学学习，成绩优秀，一九五七年反右后精神失常，进了医院。两个女儿的命运也同样悲惨。长女复旦大学毕业后在司法部工作，一九五五年肃反审干后得了精神病；小女王海容最为可怜。她是父亲的掌上明珠，聪明过人，在复旦大学物理系读书。她十分敬重父亲，在反右中，她公开表示自己的父亲不可能是右派，也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工厂劳动改造。她情绪消沉，忧郁悲观，既看不到自己有什么前途，又为父亲的健康与命运担忧，因为过分的焦虑与忧郁，不到三十岁就得了不治之症。 王造时和他的一家人在贫病交迫之中苦苦挣扎著。文革开始后，王造时被戴上手铐，宣布拘捕，并送往上海第一看守所监禁。入狱后，工资停发，两个儿子的住院费无法支付，被赶出精神病院住在家里，在王造时被捕后不到三个月就相继死去了。 王造时一关就是五年，抓他进来的人好像把他忘记了，不提审、不判刑，也不释放。五年后，王因病重，送往监狱医院时还带著手铐。那时王已奄奄一息，根本起不来了，王造时因肝肾综合症拖延时间过久，无法挽救，于一九七一年八月五日与世长辞。几个月后，她最心爱的小女儿也就是右派的王海容跟著父亲走了。 王造时从十六岁起，便意气风发、轰轰烈烈地投入五四运动，开始了光辉的人生旅程。此后，他不畏艰险，风风火火地在社会上走过六十八个年头，终于在一九七一年八月无声无息凄凄惨惨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周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