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翻书，见两则史料，颇有感慨。 一则是宋太祖怒碎七宝器的故事。说是宋太祖赵匡胤平后蜀之后，得到后蜀国王宫中所藏宝物，其中有一样器具，用珊瑚、珍珠、玛瑙等七种宝物装饰，华美异常。大家都不知道这么珍贵的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在向后蜀旧人询问才知道这是蜀主孟昶的溺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夜壶。宋太祖大怒，叫左右将这个七宝器当场打碎，怒斥孟昶道：“七宝是珍贵之物，就做饮食之器也是奢侈不该的! 你却用来装饰溺器，不知又用何等的器皿去盛饮食?其侈用暴殄，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就是想国家不败亡，又怎么可能?”。 另一则是说以前地方衙门大堂前甬道正中都会立戒石，以警戒官员。戒石上向南刻“公生明”３个大字，向北刻铭文“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１６字，而“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四句是从《诫谕辞》中摘出来的。《诫谕辞》共２４句，分别是“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 这两则故事放在一起看，一正一反，更使人觉出七宝夜壶的奢用暴侈，《诫谕辞》的语重心长。但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七宝夜壶是孟昶用的，而《诫谕辞》也是孟昶亲笔撰写的，这样极端矛盾的两样东西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实在让人无语。《诫谕辞》写的如此情之恳切、理之深刻，应该不太可能是违心之言，更不可能是奉旨而写的应景之作。所以他写这篇《诫谕辞》应该确实是想告诫他的下属要好好爱民，廉洁奉公。然而正所谓是“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他自己如此的奢侈无度，想让下面的臣子廉洁奉公，简直是痴人说梦。所以当时的后蜀奢侈成风，其宰相李昊，家有“资财巨万，奢侈逾度，妓妾数百”。不仅上层社会风气如此，中下层社会亦然。当时后蜀"每春三月，夏四月，有游花院者，游锦浦者，歌乐掀天，珠翠填咽。贵门公子，华轩彩舫游百花潭，穷极奢丽"。除了城市之中，乡村“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声。合筵社会，昼夜相接”。总之，就是两个字“奢侈”。最后，后蜀在宋国的一击之下，溃不成军，孟昶本人也只落得个国破身亡的结局。 倘若孟昶本身能力行俭朴，清廉勤政，后蜀未必不能有一番作为，何至结局如此惨淡。当然，孟昶是不可能从坟里爬起来接受教训了，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孟昶的教训值得我们警醒。从中纪委今年年初的通气会上通报的数据来看，2009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人数增长10.8%,处分贪污贿赂金额在100万元以上干部人数增长19.2%，中央纪委监察部2009年查处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的高中级领导干部有王益、米凤君、陈少勇、朱志刚、皮黔生、黄松有、陈绍基、王华元、郑少东等；正在立案检查的还有许宗衡、李堂堂、黄瑶、宋勇、康日新、张春江等。这首先是反映了我国反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大，廉政建设不断深化，但同时也说明了当前在领导干部存在的腐败情况不容乐观，值得警惕。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制度执行力不够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不是制度执行力不到位，又怎么会让一些领导干部在腐败时如入无人之境？正如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落马”后曾说过的，制度和监督对于他这样的干部来说如同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而且这种现象绝非个例。更可怕的是，不光是一些腐败分子在主动谋求特权，而是有不少人，包括领导干部和一般人员，觉得领导干部有特权是理所当然的事。这和一些 “当代孟昶”有很大关系，他们特权思想严重，将法律制度视为手上弹簧，要松就松，要紧就紧，如此其下属又怎么会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又怎能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做到以法治国，以制度来约束人？ 因此，当我看到胡锦涛总书记近日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提出“在领导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中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意识” 时，不觉精神为之一振，这应该说是给当代“孟昶“们的振聩之言，也是治理特权思想的对症良方。只有领导干部自觉执行制度，将执行态度从被动转变到主动，带头用制度规范用权、用制度约束自己、用制度加强管理，才有可能使反腐倡廉各项制度得到切实执行。但如何才能使领导干部具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意识呢？坦白讲，我从不认为一个人的思想意识，道德品质是天生就有的，而是由后天环境造就的。人天性就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一种行为当得到了环境的良性反馈就会巩固、加强，而得到得负面反馈就会改变、调整。为什么建国初期，我们党能有那么多甘于奉献、勤政廉政的干部涌现呢？这是因为如果我们党不是坚持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我们党的干部不是真心实意为了人民，那我们的党就不可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带领他们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这是经过了血与火的洗炼才造就的优良品质。而在和平年代，又靠什么来维持党的先进性，维持领导干部的先进意识呢？其实这个答案在毛泽东主席和黄炎培先生在延安著名的“关于历史周期论的对话”中就给出了答案，那就是让人民来监督，让人民来做主。要让每个领导干部的作为能象建国前那样直接得到人民的反馈，如果他是廉政勤政，真心为人民谋福利，那就能人民的支持，得到良性的反馈；反之，则身败名裂，得到负面的反馈，从而使领导干部不唯上，而唯民。因此，如何保证让人民能够监督，有效监督这才是关键所在，也是今年廉政建设工作中的一个重点所在。（季联） 责任编辑：周点征